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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必须公开的信息为福利行政方面的给付标准，这涉及到社会公正的基本问题。
这不仅与我国的权力集中的政治体制、以及高度统一化的执政党结构有很大关系。 摘要: 中国宪法不仅将两个积极性条款作为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般原则，同时也通过宪法确立的国家任务、单一制国家结构以及权力分工等规范，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确立了规则、界限和方法。
[13]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讨论兴起之时，关于地方模式的话语也悄然流行，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包括广东模式、重庆模式、苏南模式、浙江模式等。其三，纵向与横向的权力分工之于财政分权的关系。 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为财政分权设立底限 对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讨论，无论如何也无法绕过宪法规范确立的单一制国家结构。财政分权与横向分权存在并立补正的关系。从宪法文本和规范的角度观察，两种分权体制存在两种互动形态：一方面，横向分权中的立法、司法与行政构成了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制约，使其保持在必要界限之内。
[19] 有学者通过分析1953-1998年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认为在财政资金净流入地区和财政资金净流出地区之间存在着矛盾，对于财政转移支付也形成了不同的态度，并且通过地方政策来抵消或强化制度的影响。[16]关于中国模式的基本认知前提是，政治体制保持不变、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2)行政虽为国家执行各种任务之必要手段，然而行政之运作并非单纯执行法律，而是有意识地取向公益并附有形成符合社会正义之生活关系，规划及推动基本建设，引导及维护符合公益之政治发展等任务。
(一)传统行政的类司法性 奥托·迈耶所创设的行政行为概念及行政法学体系，都是以司法行为或司法权为蓝本而构建的。在此背景下，科学理性②正初步超越传统的合法律性，成为支撑行政决定实质正当的核心理据。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专家经常有着自己在价值取向上的偏好，也会存在知识和理性的局限，甚至可能会被政府或利益团体雇佣而成为其代言人，可能会不当地利用专家头衔介入自己专业优势范围之外的问题。(3)界定和处理利益冲突。
尽管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法制框架乃至不同情境下，行政活动的正当性渊源不完全相同，但其核心要求仍相对明确，即行政机关能否为其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reasoned explanation)。(11)Forsthoff认为，在现代国家中，社会生活的秩序并未于事前预作设定，故国家的首要任务便是建立并维持适当的社会秩序，而其最主要的手段则是行政。
(50)特别是行政决策过程是否就专家意见进行过匿名评审，如果已进行匿名评审，原则上法院不应再组织匿名评审。③See Jerry L Mashaw, Small Things Like Reasons Are Put in a Jar: Reason and Legitimacy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70 Forham L. Rev. 17, 20(2001). ④相关学术讨论，参见沈岿：《风险评估的行政法治》，载《浙江学刊》2011年第3期。《食品安全法》更是专辟章节规定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集中体现了食品安全风险决策的科学性要求。(27)专家往往被认为是依据其在专业知识和经验上的优势做出判断，也就因此是科学、权威、可靠的。
管制同行评审(regulatory peer review)由行政机关外的专家来对行政机关编辑(compilation)、选择或使用科学数据以支持预定的管制决定，如一项规则、标准、许可或其他政策，进行一种外部评价。(14)类似讨论可参见于安：《我国行政法体系改革的基本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04期。(26)Charles H. Koch Jr.,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Policymaking, Will. and M. L. Rev., Vol. 44,375(2002). (27)专家得到业内同行或公众普遍认可的属性，与科学理论的属性类似。提供依赖科学进行决策具有很悠久的历史，如19世纪初美国学者提出专业性的行政机关必须与政治相隔离。
然而行政权也能根据行政之专业、灵活、弹性、快速、效率等因素，导出特定事项无须法律之授权，由行政自行规范，得以发挥最大功能为作为判准，始足以达到尽可能正确的结果。尽管该案确立的多伯特标准引发了学理上的诸多争议，在随后的诸多案件中，法院经常基于多伯特原则而对行政规制决定中涉及的科学证据进行实质审查。
(四)专家咨询结论：说明理由 科学的本质在于理性，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也必然要求建立行政决策专家咨询的说明理由制度，以理性解释回应公众的政策性疑问——这既是对行政决策理性内涵的揭示，也是对公众的一种负责任的回应。(25)(4)司法审查对于维护科学理性价值功能有限。
第三，这项技术或方法的出错率是否确定，是否具有可控制的程序和操作标准。成协中：《垃圾焚烧及其选址的风险规制》，载《浙江学刊》2011年第3期。⑦(3)行政程序的主要规则，也源于对司法过程的复制和模仿。在此范围内，行政除受法律之限制，以及受政府施政方针之拘束外，得依自己之决定，及依自己之构想而从事创设性之活动。(48)正如阿兰·劳尔(Alan Raul)明确提出的，在风险评估的司法审查中适用多伯特原则，能促进行政机关将所有潜在原则、假定和事实公开，迫使行政机关全盘交代其科学决定的根据。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批评的：《行政程序法》……从更根本上说，它们源于本质上司法性的治理概念，其中法律是被发现而非创造的，政策制定总是渐进式的。
(16)有学者在讨论规划法与传统行政法的结构性差异时，也使用了这一区分，即认为传统行政法属于要件—效果模式，而规划法则属于目的—要件模式。确定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的项目承担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择优确定。
使用科学知识来证成行政决定之正当性，成为提升行政决定理性，并增强行政合法性的重要制度工具。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所指出的，决定何谓法律乃是司法部门的特定职责范围。
(30)为了避免技术专家陷入管制政策争议，一般来说，科学咨询专家不应被要求推荐特定的管制政策。(50)类似观点，可参见洪延青：《藏匿于科学之后？——规制、科学和同行评审间关系之初探》，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3期。
(35)《国家药品审评专家管理办法》第21条则规定，国家药品审评专家若系被审评药品的研制参与者、指导者或为研制单位的领导或参与了相同品种的研制开发等，该专家应主动向药品审评中心申明并在审评中回避。这种回避制度的建立，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确保程序公正。《信息质量指南》将这些重要的信息界定为：行政机构能够合理地确定可能或必然会对重要的公共政策或重要的私部门的措施产生明确的、实质性的影响的信息。(19)(3)从现代国家任务和行为性质的匹配性上看，行政所具有的能动性、灵活性、整体性、持续性等特质，最有利于实现法秩序的安定和公共利益之最大化。
而通过行政过程为行政活动提供正当性资源，主要体现为行政过程的科学理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Baltimore Gas electric Co.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Inc.案(43)的判决意见中强调了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就内在的不确定的科学事实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给予实质性的尊重的必要性。
《联邦咨询委员会法》规定，报告、记录和备忘录等全部会议文件都应陈放在咨询机构的特定地点，便于公众浏览和复制，直到咨询机构停止存在为止。⑧ 在此背景下，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主要追溯至立法规范，通过审查行政行为与立法规范的一致性而完成。
无表决权成员能够参加咨询委员会的审议，监督咨询委员会的活动。(51)沈岿：《风险评估的行政法治问题——以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为例》，载《浙江学刊》2011年第3期。
在接受了咨询专家的利益关联报告之后，行政机关要判断咨询专家与咨询事项存在的利益关联是否构成利益冲突。国外的有关研究表明，在行政实践中，行政机关通常会夸大科学知识的作用，掩盖其真实的政治目的，⑤如此，不仅专家作为科学理性的代言人的身份受到了普遍质疑，更使得以这些专家建议为基础的行政决策的正当性受到严重挑战。一旦审查法院发现，行政机关已经跨越门槛，进入被授权的政策制定领域，法院必须接受行政机关的政策选择，除非他们是专断的，或构成对国会授予该行政机关的政策制定裁量权的滥用。技术理性必须成为专家遴选的第一考虑要素。
(13)董保城：《行政计划》，载翁岳生：《行政法》，2006年版，第599页。劳尔相信更严格的司法监督将促使行政机关更多地向法院和公众公开。
同行评审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活动的正当性(legitimacy)是行政法(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这种管制同行评审区别于传统的科学同行评审(scientific peer review)。
根据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或提供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和政策，仅能由总统或联邦政府的官员作出。然而，专家咨询不同于行政过程，专家也不同于普通的行政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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